好久没录了，早上起来，看书，听歌。听到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录一个。没后期，录一遍，直出。算了，还是稍微修一下。然后Kodbox里还有以前的，搞个串烧。
看完冯时对先秦时期的观点，顺着这条线，我对语言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路径古人结绳记事，到甲骨文，到篆书隶书，到造纸术，到印刷术，到电报电话，到互联网，到现在的AI大语言。每一次新的发明，都是一种进步？这条线看着像是进步史观的标准叙事——技术越先进，沟通越高效。但冯时让我重新审视这个假设：如果先秦已经完成了认知体系的核心建构，那后来的技术变革，究竟是在增加什么，还是在丢失什么？我以前这么认为，这么认为的逻辑是教条，是知识传递，是自认为认知，是群体意识。冯时说的在先秦已经完成的建构，往后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修补这种观点下。那么古人的语言系统，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完整。现在AI大语言模型出来了，看似能理解、能生成、能对话。但实际上，它只是在概率的基础上做预测。没有真正的理解，没有意图，没有那个"意会"的部分。这种“意会”，是几百万年进化出来的本能。语言才几千年，太新了，还没完全融入我们的生物系统。语言的噪音近些年有个感觉，唠嗑有信息衰减，就是存在噪音。你跟人说事，你明明说的是向左，别人认为你想向右。过年的时候在北京街头骑共享单车，别人逆行，我没说话，一个眼神，甚至都不用看，对面自然的就会意了，你是走左边还是右边。最近看的《行为》、《爱的五种语言》等书，有种感觉，语言的苍白，行为才是高效的。想起那个著名的研究，沟通中只有7%的信息通过语言传递，38%通过语调，55%通过肢体语言。也就是说，文字本身承载的信息量少得可怜。这个数据可能被过度解读了，但方向是对的。《身体语言密码》里详细分析了各种微表情、手势、姿态的含义。亚伦·皮斯说，当语言和肢体冲突时，人们更相信肢体。因为肢体更难伪装，更接近真实意图。语言是个低带宽的通道。你想表达的东西，经过编码（变成语言），传输（说出来），解码（对方理解），每一步都有损耗。而且每个人的解码器不一样。你的"很快"可能是半小时，对方的"很快"可能是明天。你的"随便"是真的随便，对方的"随便"是要你猜。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里说，人有两个系统。系统1是直觉，快速自动；系统2是理性，缓慢耗能。眼神交流、肢体语言，走的是系统1，瞬间完成。语言需要系统2参与，要组织、要表达、要理解，慢得多，也累得多。这就造成了大量的沟通成本。开会两小时，实际有效信息可能就五分钟。剩下的都在对齐认知，确认理解，消除歧义。AI加剧了这个问题。因为AI生成的内容，看似流畅，实则空洞。它能写出漂亮的句子，但没有真正的意图。你读起来觉得有点道理，但仔细一想，啥也没说。有点像现在的社交媒体。信息爆炸，但有效信息稀缺。大家都在说话，但没人真正在沟通。回到先秦冯时认为，先秦时期已经完成了一套完整的认知体系。天人合一，阴阳五行，这套东西不是迷信，是一种对世界的建模方式。《人类简史》里提到，认知革命让人类能够通过虚构的故事进行大规模协作。语言不只是描述现实，更是创造现实。先秦的那套体系，可能就是当时最成功的"虚构故事"，让几亿人能够基于共同的认知框架协作。那时候的语言，可能更接近本质。一个字，一个词，承载的含义比现在丰富得多。比如"道"这个字。现在说起来玄之又玄，但在当时，可能就是指的某种规律，某种路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可能是：能用语言说清楚的"道"，已经不是那个本真的"道"了。语言本身就是对现实的简化。一旦简化，就有失真。古人知道这一点，所以强调"意在言外"，强调"悟"，强调"体证"。不是靠语言传递，而是靠体验，靠实践，靠内心的觉察。《清醒地活》里说，你是听见这些声音的人，而不是声音本身。真正的理解，发生在语言之外，在那个觉察的空间里。荣格在《红书》里记录的那些梦境和幻想，也是试图超越语言，直接触及集体无意识的原型。这跟现在的AI正好相反。AI是靠海量的数据，靠统计规律，靠概率预测。它没有体验，没有觉察，没有那个"悟"的过程。所以AI可以写出很像人说的话，但它不理解这些话的意义。所以，先秦的语言是'厚'的，一个字能承载一整套世界观。而今天的语言，尤其是在AI的冲击下，正在变'薄'——不是词汇量的问题，是每个词背后的意义密度在下降。行为的语言当语言变薄，身体就变重了。最近意识到，最高效的沟通，可能根本不需要语言。你看那些配合默契的团队，打球的，做手术的，甚至夫妻之间。很多时候不需要说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要什么。这是因为建立了共同的语境，共同的经验，共同的理解框架。语言是在这个框架之上的补充。当框架一致时，语言只是点缀。当框架不一致时，语言再多也没用。这也是为什么跨文化沟通那么难。不是因为语言不通，是因为背后的认知框架不一样。你跟一个信奉个人主义的人谈集体利益，他听不懂。不是词汇量的问题，是价值观的问题。AI更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没有价值观，没有立场，没有那个"根"。它可以模拟任何立场，但那只是模拟，不是真正的认同。懒人、无用之人现在很多人解读几年后AGI真实现后，人会变成无用之人。换个角度想，每次技术变革，都在把人变懒。造纸术之前，人要刻竹简，累得半死。造纸术后，写字方便了，但记忆力退化了。以前能背整本论语，现在连手机号都记不住。印刷术之前，书是手抄的，珍贵得很。读者反复读，逐字琢磨。印刷术后，书便宜了，反而读得浅了。翻翻而已，不求甚解。互联网之前，查资料要去图书馆，翻卡片，找书。现在百度一下，三秒钟。方便是真方便，但深度思考的能力没了。因为太容易得到答案，就不愿意去思考问题了。AI来了，更是如此。写代码不用自己写了，让AI生成。写文章不用自己想了，让AI起草。甚至思考都不用自己做了，让AI给建议。每一步都在外包。外包记忆，外包计算，外包创作，最后外包思考。《未来世界的幸存者》里阮一峰提到，终生学习不是看几本书，是脱胎换骨的重新学习。但现在的问题是，连学习都想外包。想让AI帮你学，帮你总结，帮你理解。这就危险了。学习的价值不在结果，在过程。那个痛苦的、挣扎的、顿悟的过程。AI可以给你答案，但不能给你获得答案时的认知升级。就像健身。你可以请私教，但不能让私教替你举铁。肌肉长在你身上，认知长在你脑子里。别人替代不了。所以，不会被淘汰的，是那些保持主动，愿意痛苦，享受思考的人。被淘汰的，是那些一味求懒，事事外包，放弃思考的人。这种人，不是被AI淘汰的，是被自己的懒惰淘汰的。AI只是提供了偷懒的机会而已。方便是好事，但别把方便当依赖。该动脑的时候，还是要动脑。脑子越用越灵。不用，就废了。功能还是用尽废退。参考：《行为》- 罗伯特·萨波斯基《爱的五种语言》- 盖瑞·查普曼《身体语言密码》- 亚伦·皮斯，芭芭拉·皮斯《思考，快与慢》- 丹尼尔·卡尼曼《人类简史》- 尤瓦尔·赫拉利《清醒地活：超越自我的生命之旅》- 迈克尔·辛格《红书》- 荣格
今晚看了《圆桌派》第八季第12集，主题是"昆仑"。主讲嘉宾冯时，天文考古学家，社科院学部委员。另外两位嘉宾许子东、马家辉。看完有点震撼，脑子蹭蹭涨，认知咔咔刷新。原来我对"昆仑"的理解，是错的。昆仑不是山汉武帝定的那个地理昆仑山（新疆于阗山），才两千多年历史。但文化意义上的"昆仑"，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原点。文字拆解很有意思：昆：同也，指永恒不变的同一太阳仑：思也，指秩序、伦次合起来就是：同一颗太阳，日日依序运行。这不是某座山，而是天之中柱，天地轴心。先民以此为中心构建四方与四时，是时空起点，也是信仰核心。这不就是古代的GPS定位系统么。以天文观测为基准，建立时空坐标系。昆仑丘：祭天的圆丘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5500-5700年前的三环石坛。北京天坛，一脉相承。都是"像天"的祭天场所。圆形，象征天。这个传承链有点意思。五千多年前就有了，一直延续到现在。中间经历了多少朝代更迭，但这个形式没变。重新定义"中华文明"这部分最有意思。冯时直接质疑西方的"三要素"标准：城市、文字、青铜器。他说这是"国家标准"，不是"文明标准"。研究中华文明，得回归中国自己的概念体系。他提出"三要三本"：道德是立人之本甲骨文"文"字，像人胸前有"心"纹。文明始于修心。"至信如时"。古人立表测影，发现千年不变的时间周期，悟出最根本的诚信是时间的秩序。这个逻辑有点绕，但仔细想想，确实如此。时间的可预测性，是最基本的信任基础。如果连明天太阳会不会升起都不确定，谈何诚信？我一直有个思想枷锁，就是认为时间会给真相，时间确实诚实。知识是立身之本老子讲"去欲"，反对无节制的知识追求。因为知识可能超越物质欲望，带来危害。现在看AI的发展，不就是这个问题么。我们拼命追求更强的模型，更大的参数，但有没有想过，这些"坏知识"会不会毁灭人类？礼仪是治世之本礼的本质是节制欲望。资源有限，欲望无限。礼的作用是止争、定分。简单说，就是游戏规则。没有规则，大家都抢，最后谁都得不到。8000年文明实证传统说法"上下五千年"。冯时用天文考古证据，把起点推到8000年前。核心依据：上古天文观测体系。立表测影、观象授时。这个我信。天文观测是最早的科学活动之一。能精确测定时间，说明已经有相当成熟的数学和观测技术了。天文是文明之根一切源于观天。上古先民通过观测日月星辰，建立了时空观、道德观、政治观。掌握天文知识的祭司，就是早期的王权（神王）。权力来源于知识。这个逻辑古今通用。河图洛书：天文图而非地理图以前以为河图洛书是地图或者什么神秘符号。原来是上古天文星图与方位图。后被附会为地理、谶纬，掩盖了天文本源。又是一个被误读的经典案例。龙图腾的本质龙不是真实动物，是星象的拟人化。东方苍龙七宿。龙象征天、阳气、生命力、皇权。是天文宇宙观在文化上的投射。所以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本质上是在说：我们是天文观测者的后代。先秦定型，后世传承核心论断：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框架在先秦已基本完成。后世发展，多为继承、延续、演绎。某种程度上是"修修补补"。原因：经五六千年积淀，其深度与稳定性难以被后世轻易颠覆。这个观点有点悲观，但也可能是事实。就像现在的软件开发，底层架构一旦定型，后面都是在上面加功能、打补丁。启示看完这期，几点感受：文化自信：溯源至8000年的原生、连续、自成体系的文明。这个底气，比喊口号有用多了。认知秩序：古人"格物致知"、敬畏天道、节制欲望的智慧。对当代碎片化、欲望膨胀的社会，是一剂解药。何为中国："中国"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以"天人合一"宇宙观为核心的文明共同体。一些个人想法冯时的论证逻辑很严密：从天文观测→时空观念→道德伦理→政治制度，一条线串下来。这种系统性思考很有价值。古人强调"节制"的智慧，值得重新审视。年轻时总觉得越多越好，现在明白，有限才是常态，所以做减法是正确的。知识也是。不是所有知识都有益。有些知识，知道了反而痛苦。比如，知道宇宙的浩瀚，人类的渺小。知道文明的脆弱，历史的无常。知道男性女性的根本区别，知道环境对人的影响，知道人性。但还是得知道。因为无知更可怕。这期《圆桌派》值得反复看。冯时的讲解，不是那种学院派的枯燥，而是能把复杂的天文考古知识，讲得通俗易懂。推荐。《文明论》出版了，待我看完。https://weread.qq.com/web/reader/1e932730813abb126g016485kecc32f3013eccbc87e4b62e
《官方定论：世界秩序已经崩塌》官方定论：世界秩序已经崩塌。这并非我个人观点，而是全球最高地缘政治决策者的共识，这一点在2026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题为《正在瓦解》的报告中能够体现。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大多数领导人宣告1945 年后的世界秩序已死亡，其背后图景在《2026 年安全报告》（题为《正在瓦解》）中得以呈现，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查阅这份报告。更具体地说，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表示：“持续数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复存在”，我们正处于 “强权政治” 时期。他明确指出，在这个新时代，自由 “不再是理所当然”。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呼应了默茨的判断，称与旧世界秩序绑定的欧洲旧安全架构已不存在，欧洲必须为战争做准备。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表示，我们正处于 “新地缘政治时代”，因为 “旧世界” 已经消失。按我的说法，我们正处于大周期的第六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巨大的混乱—— 源于一个没有规则、强权即公理、大国相互碰撞的时期。第六阶段的运作机制，在我的著作《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则》第六章“外部秩序与混乱的大周期” 中有详细阐述。此前我已分享过第五章（“内部秩序与混乱的大周期”）的大量节选，让你看到美国当前的状况如何契合该章节所解释的经典周期；现在我将第六章全文附上，供你研读。鉴于目前几乎全球一致认为，1945 年后的世界秩序已经瓦解，我们正在进入新世界秩序，我认为这篇内容值得你花时间阅读。外部秩序与混乱的大周期国内外秩序的共性与国际秩序的特殊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规范他们的秩序，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其运行逻辑本质上是相同的，且相互交织。事实上，在不久之前，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并无区分，因为国家之间没有明确划定且互相认可的边界。因此，我在前一章中描述的一个国家从秩序到混乱的六个周期阶段，同样适用于国家间的关系，仅有一个重要例外：国际关系更受制于赤裸裸的权力博弈。这是因为所有治理体系都需要具备经各方认可的有效要素：1）法律和立法能力；2）执法能力（如警察）；3）裁决方式（如法官）；4）与违法行为相匹配、清晰具体且可执行的处罚措施（如罚款、监禁）。这些要素在规范国家间关系时，要么缺失，要么效力远低于规范国内关系。尽管人们曾试图让国际秩序更具规则性（例如通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但这些尝试总体上都失败了，因为这些组织并不拥有比最强大国家更多的财富和权力。当单个国家的实力超过各国联盟时，更强大的单个国家将占据主导地位。因为权力至上，同等的财富和权力很少会在没有斗争的情况下被让渡。当强国发生冲突时，它们不会让律师向法官陈述案情，而是以交易或战争相威胁。国际秩序遵循的是丛林法则，而非国际法。在这一阶段，国际关系将遵循“丛林法则”。与拥有警察和法官的主权国家不同，国际体系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超国家机构来裁决争端。当大国发生冲突时，它们不会寻求法律解决方案，而是诉诸威胁或战争。这意味着贸易战、科技战、地缘政治战和资本战将成为常态，并可能最终升级为军事冲突。对资本市场而言，这标志着一个极度不确定时期的开端。历史表明，当两个对立大国军事实力相当且存在无法调和的生存性分歧时，战争风险达到顶峰。投资者必须认识到，在这一阶段，经济工具将被完全武器化，传统的对冲逻辑可能失效，财富和权力的转移将以剧烈的形式发生。国际冲突的五个主要形式国家之间冲突的五种主要形式包括：贸易/ 经济战、科技战、地缘政治战、资本战，军事战。我们先来定义一下他们：当旧秩序崩塌时，冲突通常会按可预测的顺序升级：贸易与经济战：关税、出口管制、保护主义政策技术战：对关键技术、人工智能、半导体的限制资本战：制裁、资产冻结、资本管制地缘政治战：领土争端、联盟重组军事战：最终、最具破坏性的形式这些对抗的核心围绕财富、权力，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展开。尽管这些对抗大多不涉及直接的开火和杀戮，但本质上都是国家间的权力博弈。在大多数情况下，前四种类型的对抗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敌对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直至军事战正式爆发。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国竞争的典型困境——“囚徒困境”，双方都无法确定对方不会发起攻击，从而陷入针锋相对的升级循环。这些对抗和战争，无论是否涉及开火和杀戮，本质上都是一方对另一方施加权力的行为。其规模可能是全面性的，也可能是有限度的，具体取决于争议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对立双方的相对实力。但一旦军事战爆发，上述四个维度的手段都会被最大化地武器化。尽管大多数竞争的目标是财富和权力，但一旦这种竞争升级为军事冲突，所有维度的矛盾都会被放大。国际秩序周期演变的核心驱动逻辑正如前几章所探讨的，推动国内和国际秩序周期演变的所有因素，往往会同时向好或向坏发展。当局势恶化时，国家间的争议点会不断增多，冲突的倾向也会愈发强烈。这是人的本性使然，也是人类社会之所以会存在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的大周期的根本原因。全面战争通常爆发于存在无法和平解决的生存性问题之时 —— 这类问题对国家的存续至关重要，民众愿意为之战斗和牺牲。随之而来的战争，会明确界定哪一方将取得胜利，并在后续的国际事务中占据霸权地位。而这种 “由谁制定国际规则” 的明确结果，将成为新国际秩序建立的基础。下图展示了 1500 年以来欧洲地区国内与国际的和平与冲突周期，以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为核心参考指标。可以看到，欧洲共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冲突周期，每个周期的平均时长约为 150 年。尽管大规模的内战和对外战争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但它们往往是长期矛盾不断累积、激化后的最终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各自由典型的秩序周期演变驱动，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不难发现，每个秩序周期都包含一段相对漫长的和平繁荣期，例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而这一阶段也为后续惨烈的对外战争埋下了伏笔，例如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无论是和平富足的繁荣期，还是萧条战乱的衰落期，都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并非所有国家都会在主导国的繁荣期实现自身发展，因为有些国家的繁荣是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关于战争的核心认知与国家发展的核心能力请记住关于战争的两个核心事实：第一，战争的发展轨迹绝不会按照预设的计划进行；第二，战争的实际惨烈程度会远超人们的想象。正因如此，我后续提出的诸多原则，都围绕着避免热战的方法展开。尽管如此，热战仍会因各种正当或不正当的理由爆发。需要明确的是，尽管我认为大多数战争都是悲剧性的，且发起的理由毫无道理，但有些战争值得为之战斗，因为不战的后果，例如失去国家主权和自由，是无法接受的。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阐释的，在私利和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是驱动个人、家庭、企业、国家和民族前行的最核心动力。因为财富等同于权力，是国家建设军事力量、控制国际贸易、影响其他国家的核心能力，而国内综合实力与军事实力又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打造枪炮代表的军事实力需要大量资金，满足民生所需的黄油代表的社会福利支出同样需要资金支撑。当一个国家既无法保障足够的军事投入，也无法满足民众的基本民生需求时，就会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面临反对势力的威胁，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通过对各个王朝和欧洲帝国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我发现财政实力 —— 即比竞争对手更能持续进行资金投入的能力，是一个国家所能拥有的最重要的实力之一。美国在冷战中击败苏联，依靠的正是强大的财政实力。以合理的方式投入足够的资金发展国力，国家就无需诉诸战争来获取利益。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与成功，在于兼顾 “枪炮” 与 “黄油” 的平衡发展，同时避免因过度扩张等行为导致自身走向衰落。换言之，国家必须拥有足够的财政实力，既能为民众提供良好的生活水平，又能保护民众和国家免受外部敌人的侵犯。真正成功的国家，能将这种平衡发展的状态维持 200 至 300 年，但没有任何国家能永远做到这一点。大国冲突的爆发诱因与核心风险国家间冲突的爆发，往往源于主导国开始衰落，或崛起国的实力逐渐逼近主导国，亦或是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军事战的最大爆发风险，出现在对立双方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之时：一是双方的军事实力大致相当，二是双方存在无法调和的生存性分歧。敌对国家面临的战或退的选择，极为艰难且需要付出高昂代价。开战会牺牲大量生命并耗费巨额资金，退让则会丧失国家的国际地位，因为这会暴露自身的软弱，进而失去国内民众和国际盟友的支持。当两个对立的主体都拥有摧毁对方的能力时，双方必须建立极高的互信，确信不会遭受对方带来的无法接受的伤害或杀戮。然而，在国际格局中，能妥善化解这种囚徒困境的情况极为罕见。国际博弈的核心原则与避免愚蠢战争的关键尽管国际关系中，除了最强大国家自行制定的规则外，并无其他通用的统一规则，但某些处事方式确实能带来更好的国际格局发展结果。具体而言，能促成国家间双赢的方式，远优于导致双输的方式。因此，国际谈判和博弈的核心原则是：要实现更多的双赢结果，就必须在谈判中兼顾自身和对方最核心的利益诉求，并懂得如何进行合理的利益交换。通过巧妙的合作构建国家间的双赢关系，在创造更多财富和权力的同时实现合理分配，远比一方征服另一方的战争更有价值，也更少给人类带来痛苦和损失。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站在对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并清晰界定和向对方传达自己的红线，即不可妥协的底线。胜利的真正定义，是获得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同时不失去自己最珍视的东西；因此，那些付出的生命和资金代价远超过所获收益的战争，都是愚蠢的。但 “愚蠢的战争” 在历史中仍不断爆发，背后的原因我将在后续阐释。人们极易陷入愚蠢的战争，核心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国家间的囚徒困境，二是针锋相对的对抗升级过程，三是衰落的一方认为退让的代价过高，四是需要快速做出决策时产生的信息偏差和误解。大国之间往往会陷入囚徒困境，双方需要找到合理的方式向对方保证，自己不会试图置对方于死地，以免对方为了自保率先发动攻击。针锋相对的对抗升级极具危险性，因为这要求双方要么升级对抗力度，要么承受对方在上一轮对抗中获得的利益损失，这就像一场 “斗鸡博弈”，过度施压终将导致两败俱伤。虚假且情绪化的言论，会大幅增加爆发愚蠢战争的风险，因此国家领导人在阐释国际局势和应对策略时，最好保持坦诚和深思熟虑，这在民主国家尤为重要，因为民意在民主国家的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最糟糕的情况，是国家领导人在面对民众时满口谎言、被情绪左右，更恶劣的是，他们还直接掌控了媒体，通过媒体误导民众。总体而言，国家间的关系在双赢和双输之间切换的趋势，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在全球经济局势向好、国际格局稳定的时期，人们和帝国更倾向于合作；在局势恶化、资源匮乏的时期，则更易发生冲突。当现存的主导国相对于崛起国开始衰落时，主导国自然会倾向于维持现状或现有的国际规则，而崛起国则会寻求改变规则，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现实。权力运用的核心原则我虽不知那句俗语 “爱情和战争中，一切皆可为” 里关于爱情的部分是否属实，但我确信关于战争的部分是真理。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当英国军队列阵作战时，美国革命者从树后向他们射击，英国人认为这种作战方式不公并发出抗议。而革命者最终取得了胜利，他们认为英国人的作战方式十分愚蠢，而独立和自由的正义目标，也证明了改变战争规则的合理性。国际战争的现实本就如此。这引出了我关于国际博弈的最后一个核心原则：拥有权力，尊重权力，明智地使用权力。拥有权力是好事，因为在国际格局中，权力永远凌驾于协议、规则和法律之上。当矛盾激化到临界点时，那些有能力强行诠释甚至推翻规则和法律的国家，终将得偿所愿。尊重权力至关重要，因为参与一场大概率会输掉的战争是不明智的，不如通过谈判争取最有利的结果，除非你想成为殉道者，而这通常是出于愚蠢的私利，而非明智的战略考量。明智地使用权力也同样重要。明智地使用权力，并非指强迫他人满足自己的诉求，即恃强凌弱。它意味着认识到，慷慨和信任是构建国家间双赢关系的重要因素，而双赢的格局远比双输更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换言之，很多时候，使用 “硬实力” 并非国际博弈的最佳选择，运用文化、外交等 “软实力” 会更为妥当。在思考如何明智地使用权力时，判断何时与他国达成协议、何时诉诸战争也至关重要。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国家必须预判自身实力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在自身实力达到顶峰时，运用权力谈判达成协议、执行协议或发动战争，都是最优选择。这意味着，如果自身的相对实力处于衰落中，尽早开战更为有利；如果自身实力处于上升期，延后开战则更为有利。若国家陷入双输的局面，必须想方设法摆脱，理想的方式是与对立国分道扬镳、减少利益纠葛，当然战争也可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明智地运用权力，总体而言，最好不要炫耀自身的权力，因为这会让其他国家感到威胁，进而促使其打造自身的威慑力量，最终导致国际对抗升级，让双方都陷入危险的境地。权力最好保持低调，只在冲突爆发时亮出。但在某些情况下，展示自身实力并威胁使用权力，能最有效地提升本国的谈判地位，进而避免冲突的爆发。了解对方最重视和最轻视的事物，尤其是他们愿意为之战斗和不愿为之战斗的底线，才能找到一个公平的平衡点，让双方都认为这是解决争端的合理方案。尽管拥有权力总体而言是可取的，但摒弃不必要的权力同样可取。维持权力需要消耗大量的国家资源，其中最宝贵的是时间和资金。此外，权力还伴随着沉重的责任负担。我常常感到惊讶的是，那些掌握较少权力的人，往往比手握重权的人活得更快乐。以二战为例解析国际秩序从和平到战争的演变我们已经探讨了驱动外部秩序与混乱周期演变的内在逻辑和核心原则，这些结论均源于对大量历史案例的研究。接下来，我想简要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案例，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期的典型范例，清晰展现了国际秩序从和平走向战争的演变规律。尽管这只是一个单一案例，但它清晰地展示了三大周期的交汇—— 货币与信贷周期、国内秩序与混乱周期、外部秩序与混乱周期，如何为灾难性的战争创造了条件，并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历史本身极具研究价值，而更重要的是，它所蕴含的经验教训，能帮助我们思考当下的国际局势和未来的发展可能性。为了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 20 世纪 30 年代的国际格局，我将简要回顾 1939 年欧洲战场战争正式爆发、1941 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背后的关键地缘政治事件。随后，我会快速梳理二战的战争进程，以及 1945 年美国实力达到顶峰时，新世界秩序的开端。8.1 1929 年大萧条引发的全球格局剧变1929 年大萧条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几乎所有国家都爆发了围绕财富分配的大规模国内冲突。这一局面催生了更多奉行民粹主义、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领导人，以及相关的政策导向。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向或偏右翼，或偏左翼，转向的程度因各国国情、民主或威权传统的强弱而异。在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极端恶劣的经济状况加之并不完善的民主传统，引发了激烈的国内冲突，最终国家政治转向右翼民粹主义 / 威权主义领导人；苏联的情况与之类似，同样经历了极端的经济和社会局势，且缺乏民主发展的经验，在不同时期转向了左翼民粹主义 / 威权主义领导人。而美国和英国，凭借更深厚的民主传统和相对缓和的经济状况，虽也比以往更倾向于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但转向的程度远低于其他国家。8.2 德国与日本的崛起路径与法西斯化发展（1）德国的发展与扩张尽管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背负着巨额的战争赔款债务，但到 1929 年，通过《杨格计划》—— 该计划大幅减免了德国的债务，并要求 1930 年前外国军队撤出德国，德国开始摆脱战后的枷锁。但全球经济大萧条对德国造成了沉重打击，导致德国的失业率接近 25%，企业大规模破产，民众普遍陷入贫困。彼时，德国国内左翼民粹主义者与右翼民粹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的斗争愈演愈烈。头号民粹主义者 / 法西斯主义者阿道夫・希特勒利用民众的民族屈辱感，大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将《凡尔赛和约》及其背后的主导国视为德国的敌人。他制定了包含 25 点主张的民族主义纲领，并借此赢得了德国民众的广泛支持。为了平息国内的激烈斗争、恢复社会秩序，希特勒于 1933 年 1 月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两个月后，纳粹党在德国国会选举中获得了最多的民众支持和席位。1934 年，希特勒拒绝继续支付任何战争赔款，宣布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并在德国建立起严苛的威权统治。他身兼德国总理和总统两职，成为德国的最高领导人。在民主国家，总会有法律赋予领导人掌握特殊权力的可能，而希特勒则攫取了所有这些权力。他援引《魏玛宪法》第 48 条，废除了德国民众的多项公民权利，并强行通过《授权法》，使得自己无需经国会和总统批准即可随意颁布法律。他对所有的反对势力毫不留情 —— 审查或直接控制德国的报纸和广播电台，建立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清除和镇压异见人士，剥夺犹太人的公民身份，没收新教教会的资金，逮捕所有反对他的教会官员。他大肆宣扬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并颁布法令禁止非雅利安人担任德国政府的任何职务。希特勒采用类似的威权主义 / 法西斯主义手段重建德国经济，推行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鼓励企业进行投资，并积极致力于提高雅利安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例如，他创立了大众汽车公司，让普通的德国民众也能买得起、用得上汽车；同时主持修建了德国的高速公路体系，完善国内基础设施。他通过强制银行购买政府债券的方式，为德国政府大规模增加的财政开支融资。由此产生的政府债务，通过企业利润以及德国央行（德意志国家银行）的债务货币化方式来偿还。这些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实现了希特勒的经济发展目标。这一案例再次证明，若将借款、增加的国内债务和财政赤字，投入到能提高国家生产率并产生足够现金流偿还债务的项目中，这些经济举措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即便这些项目产生的收益无法完全覆盖债务的还本付息成本，对于实现国家的核心经济目标而言，这也是极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从这些政策带来的实际经济效果来看，1933 年希特勒上台时，德国的失业率为 25%；到 1938 年，德国的失业率降至零。希特勒上台后的五年里，德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 22%，1934 至 1938 年，德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平均超过 8%。如下图所示，1933 至 1938 年，德国股市稳步上涨了近 70%，这一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二战热战爆发。1935 年，希特勒开始大规模扩充德国军备，规定所有雅利安人必须服兵役。德国的军费开支增长速度远超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因为德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自然资源来支撑，而希特勒计划通过军事力量从其他国家掠夺这些资源。（2）日本的发展与扩张与德国一样，日本也受到全球大萧条的沉重打击，国内政治也因此变得更加威权化。作为一个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日本依靠出口创造经济收入，以进口国内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日本对大萧条的经济冲击尤为敏感。1929 至 1931 年，日本的出口额下降了约 50%，国内经济遭受重创。1931 年，日本的经济彻底崩溃 —— 被迫耗尽国内的黄金储备，放弃金本位制，日元大幅贬值，国内的货币购买力大幅缩水。极端的经济状况和国内巨大的贫富差距，引发了日本国内左翼和右翼势力的激烈斗争。到 1932 年，日本的右翼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潮大规模抬头，右翼势力试图通过武力手段恢复国内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稳定。1931 年，日本开始入侵中国东北，并通过从其他亚洲国家掠夺必要的自然资源（如石油、铁、煤炭和橡胶）和人力资源（即奴隶劳工），在整个亚洲地区展开军事扩张。与德国类似，日本发现，通过军事侵略的方式从其他国家获取发展所需的必要资源，比依靠传统的贸易和经济手段更划算。1934 年，日本的部分地区发生严重的饥荒，这一事件进一步引发了日本国内的政治动荡，也让右翼、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势力愈发强大。在随后的几年里，日本自上而下的法西斯管控型经济势力不断壮大，建立起成熟的军工复合体，以保护其在东亚和北方的现有军事基地，并为其对外的军事侵略提供支撑。和德国一样，日本的大多数企业虽仍为私有性质，但企业的生产活动完全受日本政府的严格管控。（3）法西斯主义的核心特征要理解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我们可以审视一个国家选择治理模式时通常面临的三大抉择：第一，决策方式，是自下而上的民主模式，还是自上而下的威权模式；第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第三，价值取向，是优先考虑个人福祉的个人主义，还是优先考虑国家整体福祉的集体主义。法西斯主义在这三个维度的选择十分明确：奉行自上而下的威权决策模式，坚持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强调国家的集体利益至上。法西斯主义者认为，自上而下的威权领导模式，即政府直接指导私有企业的生产活动，让个人的诉求和满足服从于国家的发展目标，是让国家和民众走向富强的最佳方式。8.3 美国、苏联的同期发展状况（1）美国的经济应对与政策调整在美国，1929 年股市崩盘之后的债务问题让美国的各大银行遭受重创，银行的全球放贷规模大幅收缩，这也让众多的国际借款人陷入资金困境。与此同时，大萧条导致全球市场需求疲软，美国的进口额暴跌，其他国家对美出口也随之锐减。随着美国民众的收入减少、国内市场需求持续下降，更多的信贷问题接踵而至，形成了美国经济自我强化的下行螺旋。美国政府选择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保障国内的就业岗位，通过 1930 年的《斯穆特 - 霍利关税法》大幅提高进口关税，这一举措进一步加剧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困境。在经济低迷时期，通过提高关税保护国内企业和就业，是各国的常见做法，但这一政策会导致全球的生产效率下降，因为生产活动无法在效率最高的地区开展。最终，关税战会让实施关税的国家失去海外的出口市场，进而拖累整个全球经济的发展。不过，关税政策确实能让国内受保护的企业和群体获益，也能为实施该政策的国家领导人赢得国内的政治支持。（2）苏联的内忧外患苏联尚未从 1917 至 1922 年的惨烈革命和内战、对德作战的失利、与波兰的代价高昂的战争以及 1921 年的大饥荒中恢复过来，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又饱受国内政治清洗和经济困境的双重困扰。因此，当 1930 年全球经济局势恶化、各国开始实施关税政策时，苏联本就糟糕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陷入绝境。更糟糕的是，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和苏联都遭遇了严重的旱灾。自然灾害（如旱灾、洪灾和瘟疫）往往会引发国家严重的经济困境，若与其他不利因素叠加，还会导致国内和国际间的激烈冲突。再加上苏联政府的极端经济和政治政策，苏联有数百万人在这一时期丧生。与此同时，苏联国内的政治斗争以及对纳粹德国的恐惧，导致数十万人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未经任何审判便被处决。8.4 通缩型萧条的应对方式与各国实践通缩型萧条，是由债务人没有足够资金偿还债务引发的债务危机。这类危机必然会导致政府采取印钞、债务重组的措施，以及实施增加货币和信贷供应、令货币贬值的政府支出计划。唯一的问题是，政府官员需要多长时间才会采取这些应对措施。以美国为例，从 1929 年 10 月股市崩盘，到 1933 年 3 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出台一系列经济应对措施，间隔了三年半的时间。罗斯福在上任后的 100 天里，推出了多项大规模的政府财政支出计划，资金来源包括大幅提高国内税收，以及通过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将债务货币化来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他推行了就业保障计划、失业保险制度、社会保障福利体系，以及一系列惠及劳工和工会的相关政策。1935 年，他颁布了税收法案（俗称 “向富人征税”），此后美国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升至 75%，而 1930 年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仅为 25%。到 1941 年，美国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达到 81%，企业最高税率升至 31%，而 1930 年企业的最高税率仅为 12%。罗斯福还针对国内的各类群体开征了其他多项税收。尽管美国的税收大幅增加，且国内经济因此出现一定程度的复苏，但由于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大幅扩大，美国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从约 1% 升至约 4%。1933 年至 1936 年底，美国股市的涨幅超过 200%，经济的实际平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约 9%。1936 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为抑制国内通胀、给过热的经济降温，收紧了货币和信贷政策，这让脆弱的美国经济再度陷入衰退，也拖累了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各国国内和国家间的紧张局势。与此同时，在欧洲，西班牙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冲突升级为惨烈的西班牙内战。在希特勒的军事和政治支持下，右翼的弗朗哥成功清除了西班牙的左翼反对势力。8.5 财富再分配的不同方式与各国走向在国家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国内贫富差距悬殊的时期，财富的革命性大规模重新分配往往会随之发生。和平的财富再分配方式，是通过对富人征收重税、增加货币供应来稀释债务人的债务诉求；而暴力的财富再分配方式，则是通过政府强制没收资产来实现。在美国和英国，尽管国内的财富和政治权力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再分配，但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制度得以保留。而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则并非如此，这些国家的制度和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热战爆发前的经济战与资本工具武器化热战爆发前，通常会先爆发一场经济战。同样，全面战争宣战之前，往往会经历长达十年的经济、技术、地缘政治和资本博弈，在此期间，相互对峙的大国会彼此威慑，不断试探对方的实力底线。尽管 1939 年和 1941 年被认定为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正式开战的时间，但双方的冲突实际上在大约十年前就已拉开序幕。除了由经济问题引发的国内冲突及由此带来的政治格局转变外，这些国家还因争夺不断萎缩的全球经济蛋糕中更大的份额，陷入了不断升级的外部经济冲突。在国际关系中，权力而非法律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德国和日本的扩张主义倾向愈发明显，在争夺资源和领土影响力的过程中，开始不断试探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底线。在继续描述热战爆发的过程之前，我想详细阐释经济和资本工具被武器化时所采用的常见策略。这些策略在过去的国际冲突中十分普遍，直至今日仍被各国运用。其中包括冻结或没收资产，即阻止对手使用或出售其赖以生存的海外资产。这类措施的范围十分广泛，既包括针对一国境内特定群体的资产冻结 —— 例如当前美国对伊朗革命卫队的制裁，或是二战初期美国对日本实施的资产冻结，也包括更为严厉的举措，比如单方面拒绝偿还债务，甚至直接没收一个国家的资产。另一种策略是阻断对方的资本市场准入渠道，禁止某一国家进入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例如 1887 年，德国就通过禁止购买俄罗斯的证券和债券，阻碍了俄罗斯的军备扩充进程。此外，禁运和封锁也是常用策略，其目的是通过限制本国境内的商品或服务贸易，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阻断目标国与中立第三方的贸易往来，以此削弱目标国的实力，或阻止其获取关键的战略资源。典型的例子包括二战期间美国对日本实施的石油禁运，以及禁止日本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同理，阻止目标国的出口商品进入其他国家市场，能够切断其经济收入来源，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对英国的封锁便是如此。热战开始1937 年 11 月，希特勒与高级官员举行秘密会面，宣布了德国的扩张计划，旨在掠夺资源并实现雅利安人种的统一。随后他将这些计划付诸实践，先是吞并奥地利，接着又占领了当时属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石油资源丰富地区。欧美各国对此保持警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惨重破坏后，它们不愿很快再次卷入战争。与所有战争一样，这场战争的未知因素远多于已知因素，原因有二：其一，敌对大国只有在实力大致相当的情况下才会开战，否则实力悬殊的弱势一方开战无异于愚蠢的自我毁灭；其二，战争中可能出现的行动和反制措施数不胜数，根本无法预测。热战爆发之初，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场战争可能会带来极度惨痛的后果，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因此，明智的领导人通常只有在被对方逼入绝境 —— 要么开战，要么退让认输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发起战争。对于同盟国而言，这一时刻出现在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出兵入侵波兰。彼时的德国势不可挡，迅速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并与日本、意大利巩固了同盟关系，这两个国家与德国有着共同的敌人，且意识形态趋同。通过快速占领领土（例如石油资源丰富的罗马尼亚），希特勒的军队得以保住现有的石油资源，并迅速获取新的石油补给。对自然资源的渴求与掠夺，始终是纳粹战争机器向俄罗斯和中东地区推进战事的主要驱动力。德国与苏联的战争早已无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开战的时间。尽管德国与苏联此前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德国仍在 1941 年 6 月入侵苏联，这也让德国陷入了代价高昂的两线作战。1940 年 11 月，罗斯福在承诺让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后赢得连任，尽管当时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经济行动 —— 为其支持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对反对的国家实施经济制裁。早在 1940 年，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就率先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最终促成了 1940 年《出口管制法》的出台。In mid-1940, the U.S. transferred its Pacific Fleet to Hawaii.1940 年年中，美国将太平洋舰队调往夏威夷。同年 10 月，美国进一步收紧禁运政策，限制 “除英国和西半球国家外，向所有地区出口各类钢材”。该计划的目的是切断日本的资源供应，迫使日本从其占领的大部分领土撤军。1941 年 3 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允许美国向其认定为 “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 的国家出借或出租战争物资，其中包括英国和苏联。从地缘政治和经济角度来看，援助同盟国对美国十分有利，因为美国向这些在战争中艰难维持生产的准同盟国出售武器、食品和其他物资，获得了巨额利润。但美国的这一举措并非单纯出于唯利是图的目的。当时英国的资金（即黄金储备）已消耗殆尽，因此美国允许英国将款项推迟至战后支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直接免除了英国的还款义务。尽管《租借法案》并非正式的宣战声明，但它实际上终结了美国的中立立场。一个国家一旦实力衰弱，其对手便会趁机利用其弱点谋取利益。法国、荷兰和英国在亚洲都拥有殖民地。由于欧洲战场的战线拉得过长，这些国家无力抵御日本对其亚洲殖民地的进攻。1940 年 9 月起，日本开始入侵多个东南亚殖民地，首当其冲的是法属印度支那，并将其所谓的 “南方资源区” 纳入其 “大东亚共荣圈” 的版图。1941 年，日本占领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储备区。日本的领土扩张，对美国自身的太平洋战略野心构成了威胁。1941 年 7 月至 8 月，罗斯福做出回应，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禁止日本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并对日本实施石油和天然气禁运。这一举措切断了日本四分之三的贸易往来，以及 80% 的石油供应。日本预估其石油储备将在两年内耗尽。这让日本陷入了两难抉择：要么退让妥协，要么向美国宣战。1941 年 12 月 7 日至 8 日，日本对美国在珍珠港和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发动了协同进攻。这一事件标志着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也将美国卷入了欧洲战场。尽管日本并没有一套获得广泛认可的制胜计划，但日本国内最为乐观的领导人认为，美国将因两线作战而战败，且美国奉行的个人主义 / 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不如日本和德国的威权主义 / 法西斯主义体制及其指令性军工复合体更具优势。他们还认为，日本民众更愿意为国家忍受苦难、做出牺牲，这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在战争中，承受苦难的能力，甚至比施加苦难的能力更为重要。战时的国内经济政策与市场特征值得关注的不仅是典型的国际经济战策略，各国在战时推行的典型经济政策也同样具有研究价值。战时，国家会将资源从追求经济利润转向服务战争需求，政府也会因此对几乎所有经济活动实施管控，例如政府会决定：（1）允许生产哪些商品；（2）哪些商品可以进行买卖，以及买卖的数量（配给制）；（3）哪些商品可以进口或出口；（4）商品价格、薪资水平和企业利润的标准；（5）民众对本国金融资产的获取权限；（6）个人资金向海外转移的权限。由于战争耗资巨大，各国政府通常还会采取以下举措：（7）发行大量货币化债务；（8）因本国货币的信用不被认可，在国际贸易中使用黄金等非信用货币进行结算；（9）推行更为强硬的威权统治；（10）对敌对国家实施各类经济制裁，包括切断其资本市场准入渠道；（11）遭遇敌对国家实施的同类制裁。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加入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彼时大多数国家都推行了典型的战时经济政策，各国领导人采取的威权治理手段也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热战期间的市场波动，深受政府管控和各国战场表现的影响，因为战场形势的变化会直接改变战争的胜负概率。许多国家通常会关闭本国股市，导致股票投资者的资金被套牢，无法提取。我还需要指出的是，战争期间，非同盟国之间的货币和信贷通常无法获得普遍认可，因为各国都有理由担忧对方货币是否仍具备实际价值。正如前文所述，黄金 —— 在某些情况下还有白银或实物交易，是战时的硬通货。在战时，物价和资本流动往往受到严格管控，这使得许多物品的实际价值难以判定。由于战败通常意味着财富和权力的彻底丧失，因此战时仍保持开放的股市，其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在关键战役中的胜负，因为这些战役的结果会改变双方的战争胜负概率。例如，二战初期，德国占领了大量领土并确立了军事优势，彼时德国股市的表现优于其他国家；但在美国、英国等同盟国扭转战局后，德国股市的表现便开始落后。1942 年中途岛海战之后，同盟国的股市几乎持续上涨直至战争结束，而轴心国的股市则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跌。如图所示，德、日两国的股市在战争结束时被迫关闭，约五年后才重新开放，彼时股市市值已近乎归零，而美国股市则表现强劲。战时的财富保护与大国发展的周期规律战时的财富保护难度极大，原因在于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限制，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投资不再可靠，资本的流动性被严格限制，且在国家和民众为生存而战的背景下，政府还会征收高额税收。与将财富重新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领域这一需求相比，保护现有持有者的财富并非政府的首要任务。在投资方面，投资者应抛售所有债券并买入黄金，因为战争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举债和印钞，这会导致债务和货币贬值，人们也有理由拒绝接受信贷工具。每个世界强国都有其辉煌的时期，这得益于其独特的发展环境，以及民族性格和文化的特质（例如强烈的职业操守、民族智慧、纪律性、教育水平等核心要素），但所有强国最终都会走向衰落。有些国家的衰落过程更为平缓，造成的创伤也更小，但它们终究还是会走向衰落。剧烈的衰落会引发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为争夺财富和权力而爆发的大规模战争，会让各国付出惨重的经济代价和生命代价。尽管如此，如果一个国家在繁荣时期能够保持高生产率，实现财政收支盈余，确保国家制度为绝大多数民众服务，并且能够与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建立并维持互利共赢的关系，那么这种盛极而衰的周期并非不可避免。历史上许多帝国和王朝都延续了数百年，而拥有 245 年历史的美国，也已证明自己是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睡个午觉吧，睡到现在才醒。最近吧，也不是最近，就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就是看着生命力在枯萎。就是太稳了，生活没有波澜，脾气超级好，见谁都温文尔雅。这种状态，就是停止成长的表现。因为小孩长高的时候，膝盖会疼。具体表现为，工作没挑战，恋爱没对手，减少到一定程度的人际交往后，烦恼也没有了，竟实现了自由。凡舒适区，该打破。
过年去北京到弟弟家和老爹过年。在带侄子，做饭和逛庙会之余，看了本闲书。翻译《呼啸山庄》的翻译家杨苡的口述自传。记述了发生在杨苡先生身边历经过的许多事，交际过的人。从家庭到社交，从出生到离去。上过教会学校，联大，中大。祖籍安徽，出生在天津，北平求学，昆明求学，结婚生子。又去重庆求学，在南京、北京生活的百年往事。在重庆上学时，学校传闻的一件事，在书中记录一位叫马一思的地质学生，带着两口空箱子去和男朋友和一名男性去考察完，回程中带回两箱石头样本。雇人抬，以为箱子里装的是珠宝，起歹念，至发现箱子里装的石头，恼羞成怒。把马一思男朋友绑在树上，轮奸女性，这件事。当故事说。我就好奇，查了一下，竟有其事，只不过杨先生听的传闻变了形，或者脑补了情节。真实情况是地质考察的3人路遇强盗，被枪杀。所以历史记载的真实性，都只能当故事听。马以思(1919-1944)马以思(1919-1944)，原籍四川成都,生于黑龙江,“9.18”后迁回内地—上海。自幼好学聪慧,就读于同济高中,抗战后,随母返川,1939年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地质系,1943年以全班之冠的优异成绩毕业,考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在隐赞勋、许德佑的指导下,从事地质古生物研究,曾发表《黔北桐梓县三叠纪动物群》。马以思女士自幼学习日文,通晓英、德、法、俄儿国文字,经历学校考试,有28次获得第一名,实堪称著,因此,曾获得上海银行奖学金,林森(主席)奖学金,是一位出类拔萃女杰。1944年随同许德佑等赴黔西进行地质矿产考察,中途遇难,年仅25岁。中国地质学会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做出贡献的地质学家(其中突出女地质学家),从1944年起获得殊荣的女地质学家有:侯佑堂、池际商(院士)、郝贻纯(院士),以及唯一男性刘东生(院士)。案情介绍杨先生因为躲避战乱，由香港坐船到越南，由越南进云南。形只影单，虽有堂弟跟随，亦有很多天津及北平的同学、熟人。她仍孤单，家人不在，无话不谈的大李先生说好来云南找她，又来信说不来了。大李先生碍于门户只见，让这似有若无，游离朦胧的爱情离开了。这时才出现她余生的先生，书中描述就像跟屁虫，无时不粘着，无话不告知。在她21岁时生子，算结婚了。书中说赵先生（赵瑞蕻也是翻译家，《红与黑》等最早的译者）各种不好，她婚姻的不幸。但她没有离婚。这可能源于自小在教会学校或者大家庭的教育影响。百年过去，也没有什么不好了，时间总会让一些东西变的不重要，反之亦然。传记类的挺有意思的。
我才几天没关注，今天发现AI Agent已经抛弃Mcp，开始用skills了。skills是个文本工具集，它可以帮ai更好的理解所使用的技术。元数据字段: 字段 必填 说明 name 否 Skill 显示名称，默认使用目录名，仅支持小写字母、数字和短横线（最长 64 字符） description 推荐 技能用途及使用场景，Claude 根据它判断是否自动应用 argument-hint 否 自动补全时显示的参数提示，如 [issue-number]、[filename] [format] disable-model-invocation 否 设为 true 禁止 Claude 自动触发，仅能手动 /name 调用（默认 false） user-invocable 否 设为 false 从 / 菜单隐藏，作为后台增强能力使用（默认 true） allowed-tools 否 Skill 激活时 Claude 可无授权使用的工具 model 否 Skill 激活时使用的模型 context 否 设为 fork 时在子代理上下文中运行 agent 否 子代理类型（配合 context: fork 使用） hooks 否 技能生命周期钩子配置 Skills 支持在内容中插入动态变量： 变量 说明 $ARGUMENTS 调用 Skill 时传入的所有参数 $ARGUMENTS[N] 按索引访问参数，如 $ARGUMENTS[0] $N 简写方式，如 $0 表示第一个参数 ${CLAUDE_SESSION_ID} 当前会话 ID，用于日志、临时文件、关联输出https://skills.sh/https://skillsmp.com/https://github.com/uni-helper/skills
With Warren E. Buffett's graceful exit, a new chapter under Greg Abel begins.
BERKSHIRE HATHAWAY INC. NEWS RELEASE FOR IMMEDIATE RELEASE Omaha, NE (BRK.A; BRK.B) – November 10, 2025 Today, Warren E. Buffett converted 1,800 A shares into 2,700,000 B shares in order to give these B shares to four family foundations: 1,500,000 shares to The 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 and 400,000 shares to each of The Sherwood Foundation, The Howard G. Buffett Foundation and NoVo Foundation. These donations have been delivered today. Mr. Buffett's comments to his fellow shareholders follow:To My Fellow Shareholders: I will no longer be writing Berkshire's annual report or talking endlessly at the annual meeting. As the British would say, I'm "going quiet." Sort of. Greg Abel will become the boss at yearend. He is a great manager, a tireless worker and an honest communicator. Wish him an extended tenure. I will continue talking to you and my children about Berkshire via my annual Thanksgiving message. Berkshire's individual shareholders are a very special group who are unusually generous in sharing their gains with others less fortunate. I enjoy the chance to keep in touch with you. Indulge me this year as I first reminisce a bit. After that, I will discuss the plans for distribution of my Berkshire shares. Finally, I will offer a few business and personal observations.As Thanksgiving approaches, I'm grateful and surprised by my luck in being alive at 95. When I was young, this outcome did not look like a good bet. Early on, I nearly died. It was 1938 and Omaha hospitals were then thought of by its citizens as either Catholic or Protestant, a classification that seemed natural at the time. Our family doctor, Harley Hotz, was a friendly Catholic who made house calls toting a black bag. Dr. Hotz called me Skipper and never charged much for his visits. When I experienced a bad bellyache in 1938, Dr. Hotz came by and, after probing a bit, told me I would be OK in the morning. He then went home, had dinner and played a little bridge. Dr. Hotz couldn't, however, get my somewhat peculiar symptoms out of his mind and later that night he dispatched me to St. Catherine's Hospital for an emergency appendectomy. During the next three weeks, I felt like I was in a nunnery, and began enjoying my new "podium." I liked to talk – yes, even then – and the nuns embraced me. To top things off, Miss Madsen, my third-grade teacher, told my 30 classmates to each write me a letter. I probably threw away the letters from the boys but read and reread those from the girls; hospitalization had its rewards. The highlight of my recovery – which actually was dicey for much of the first week – was a gift from my wonderful Aunt Edie. She brought me a very professional-looking fingerprinting set, and I promptly fingerprinted all of my attending nuns. (I was probably the first Protestant kid they had seen at St. Catherine's and they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My theory – totally nutty, of course – was that someday a nun would go bad and the FBI would find that they had neglected to fingerprint nuns. The FBI and its director, J. Edgar Hoover, had become revered by Americans in the 1930s, and I envisioned Mr. Hoover, himself, coming to Omaha to inspect my invaluable collection. I further fantasized that J. Edgar and I would quickly identify and apprehend the wayward nun. National fame seemed certain. Obviously, my fantasy never materialized. But, ironically, some years later it became clear that I should have fingerprinted J. Edgar himself as he became disgraced for misusing his post. Well, that was Omaha in the 1930s, when a sled, a bicycle, a baseball glove and an electric train were coveted by me and my friends. Let's look at a few other kids from that era, who grew up very nearby and greatly influenced my life but of whom I was for long unaware. I'll begin with Charlie Munger, my best pal for 64 years. In the 1930s, Charlie lived a block away from the house I have owned and occupied since 1958. Early on, I missed befriending Charlie by a whisker. Charlie, 6 ⅔ years older than I, worked in the summer of 1940 at my grandfather's grocery store, earning $2 for a 10-hour day. (Thrift runs deep in Buffett blood.) The following year I did similar work at the store, but I never met Charlie until 1959 when he was 35 and I was 28. After serving in World War II, Charlie graduated from Harvard Law and then moved permanently to California. Charlie, however, forever talked of his early years in Omaha as formative. For more than 60 years, Charlie had a huge impact on me and could not have been a better teacher and protective "big brother." We had differences but never had an argument. "I told you so" was not in his vocabulary. In 1958, I bought my first and only home. Of course, it was in Omaha, located about two miles from where I grew up (loosely defined), less than two blocks from my in-laws, about six blocks from the Buffett grocery store and a 6-7-minute drive from the office building where I have worked for 64 years. Let's move on to another Omahan, Stan Lipsey. Stan sold the Omaha Sun Newspapers (weeklies) to Berkshire in 1968 and a decade later moved to Buffalo at my request. The Buffalo Evening News, owned by a Berkshire affiliate, was then locked in a battle to the death with its morning competitor who published Buffalo's only Sunday paper. And we were losing. Stan eventually built our new Sunday product, and for some years our paper – formerly hemorrhaging cash – earned over 100% annually (pre-tax) on our $33 million investment. This was important money to Berkshire in the early 1980s. Stan grew up about five blocks from my home. One of Stan's neighbors was Walter Scott, Jr. Walter, you will remember, brought MidAmerican Energy to Berkshire in 1999. He was also a valued Berkshire director until his death in 2021 and a very close friend. Walter was Nebraska's philanthropic leader for decades and both Omaha and the state carries his imprint. Walter attended Benson High School, which I was scheduled to attend as well – until my dad surprised everyone in 1942 by beating a four-term incumbent in a Congressional race. Life is full of surprises. Wait, there's more. In 1959, Don Keough and his young family lived in a home located directly across the street from my house and about 100 yards away from where the Munger family had lived. Don was then a coffee salesman but was destined to become president of Coca-Cola as well as a devoted director of Berkshire. When I met Don, he was earning $12,000 a year while he and his wife Mickie were raising five children, all destined for Catholic schools (with tuition requirements). Our families became fast friends. Don came from a farm in northwest Iowa and graduated from Omaha's Creighton University. Early on, he married Mickie, an Omaha girl. After joining Coke, Don went on to become legendary around the globe. In 1985, when Don was president of Coke, the company launched its ill-fated New Coke. Don made a famous speech in which he apologized to the public and reinstated "Old" Coke. This change of heart took place after Don explained that Coke incoming mail addressed to "Supreme Idiot" was promptly delivered to his desk. His "withdrawal" speech is a classic and can be viewed on YouTube. He cheerfully acknowledged that, in truth, the Coca-Cola product belonged to the public and not to the company. Sales subsequently soared. You can watch Don on CharlieRose.com in a wonderful interview. (Tom Murphy and Kay Graham have a couple of gems as well.) Like Charlie Munger, Don forever remained a Midwestern boy, enthusiastic, friendly and American to the core. Finally, Ajit Jain, born and raised in India, as well as Greg Abel, our Canadian CEO-to-be, each lived in Omaha for several years late in the 20th Century. Indeed, in the 1990s, Greg lived only a few blocks away from me on Farnam Street, though we never met at the time. Can it be that there is some magic ingredient in Omaha's water?I lived a few teenage years in Washington, DC (when my dad was in Congress) and in 1954 I took what I thought would be a permanent job in Manhattan. There I was treated wonderfully by Ben Graham and Jerry Newman and made many life-long friends. New York had unique assets – and still does. Nevertheless, in 1956, after only 1½ years, I returned to Omaha, never to wander again. Subsequently, my three children, as well as several grandchildren, were raised in Omaha. My children always attended public schools (graduating from the same high school that educated my dad (class of 1921), my first wife, Susie (class of 1950) as well as Charlie, Stan Lipsey, Irv and Ron Blumkin, who were key to growing Nebraska Furniture Mart, and Jack Ringwalt (class of 1923), who founded National Indemnity and sold it to Berkshire in 1967 where it became the base upon which our huge P/C operation was constructed.Our country has many great companies, great schools, great medical facilities and each definitely has its own special advantages along with talented people. But I feel very lucky to have had the good fortune to make many lifelong friends, to meet both of my wives, to receive a great start in education at public schools, to meet many interesting and friendly adult Omahans when I was very young, and to make a wide variety of friends in the Nebraska National Guard. In short, Nebraska has been home. Looking back I feel that both Berkshire and I did better because of our base in Omaha than if I had resided anywhere else. The center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a very good place to be born, to raise a family, and to build a business. Through dumb luck, I drew a ridiculously long straw at birth.Now let's move on to my advanced age. My genes haven't been particularly helpful – the family's all-time record for longevity (admittedly family records get fuzzy as you work backwards) was 92 until I came along. But I have had wise, friendly and dedicated Omaha doctors, starting with Harley Hotz, and continuing to this day. At least three times, my life has been saved, each with doctors based within a few miles from my home. (I have given up fingerprinting nurses, however. You can get away with many eccentricities at 95 . . . . . but there are limits.)Those who reach old age need a huge dose of good luck, daily escaping banana peels, natural disasters, drunk or distracted drivers, lightning strikes, you name it. But Lady Luck is fickle and – no other term fits – wildly unfair. In many cases, our leaders and the rich have received far more than their share of luck – which, too often, the recipients prefer not to acknowledge. Dynastic inheritors have achieved lifetim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the moment they emerged from the womb, while others have arrived, facing a hell-hole during their early life or, worse, disabling physical or mental infirmities that rob them of what I have taken for granted. In many heavily-populated parts of the world, I would likely have had a miserable life and my sisters would have had one even worse. I was born in 1930 healthy, reasonably intelligent, white, male and in America. Wow! Thank you, Lady Luck. My sisters had equal intelligence and better personalities than I but faced a much different outlook. Lady Luck continued to drop by during much of my life, but she has better things to do than work with those in their 90s. Luck has its limits. Father Time, to the contrary, now finds me more interesting as I age. And he is undefeated; for him, everyone ends up on his score card as "wins." When balance, sight, hearing and memory are all on a persistently downward slope, you know Father Time is in the neighborhood. I was late in becoming old – its onset materially varies – but once it appears, it is not to be denied. To my surprise, I generally feel good. Though I move slowly and read with increasing difficulty, I am at the office five days a week where I work with wonderful people. Occasionally, I get a useful idea or am approached with an offer we might not otherwise have received. Because of Berkshire's size and because of market levels, ideas are few – but not zero.My unexpected longevity, however, has unavoidable consequences of major importance to my family and the achievement of my charitable objectives. Let's explore them. What Comes Next My children are all above normal retirement age, having reached 72, 70 and 67.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wager that all three – now at their peak in many respects – will enjoy my exceptional luck in delayed aging. To improve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y will dispose of what will essentially be my entire estate before alternate trustees replace them, I need to step up the pace of lifetime gifts to their three foundations. My children are now at their prime in respect to experience and wisdom but have yet to enter old age. That "honeymoon" period will not last forever. Fortunately, a course correction is easy to execute. There is, however, one additional factor to consider: I would like to keep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A" shares until Berkshire shareholders develop the comfort with Greg that Charlie and I long enjoyed. That level of confidence shouldn't take long. My children are already 100% behind Greg as are the Berkshire directors. All three children now have the maturity, brains, energy and instincts to disburse a large fortune. They will also have the advantage of being above ground when I am long gone and, if necessary, can adopt policies both anticipatory and reactive to federal tax policies or other developments affecting philanthropy. They may well need to adapt to a significantly changing world around them. Ruling from the grave does not have a great record, and I have never had an urge to do so. Fortunately, all three children received a dominant dosage of their genes from their mother. As the decades have passed, I have also become a better model for their thinking and behavior. I will never, however, achieve parity with their mother. My children have three alternate trustees in case of any premature deaths or disabilities. The alternates are not ranked or tied to a specific child. All three are exceptional humans and wise in the ways of the world. They have no conflicting motives. I have assured my children that they do not need to perform miracles nor fear failures or disappointments. These are inevitable, and I have made my share. They simply need to improve somewhat upon what generally is achieved by government activities and/or private philanthropy, recognizing these other methods of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have shortcomings as well. Early on, I contemplated various grand philanthropic plans. Though I was stubborn, these did not prove feasible. During my many years, I've also watched ill-conceived wealth transfers by political hacks, dynastic choices and, yes, inept or quirky philanthropists. If my children simply do a decent job, they can be certain that their mother and I would be pleased. Their instincts are good and they each have had years of practice with very small sums initially that have been irregularly increased to more than $500 million annually. All three like working long hours to help others, each in their own way.The acceleration of my lifetime gifts to my children's foundations in no way reflects any change in my views about Berkshire's prospects. Greg Abel has more than met the high expectations I had for him when I first thought he should be Berkshire's next CEO. He understands many of our businesses and personnel far better than I now do, and he is a very fast learner about matters many CEOs don't even consider. I can't think of a CEO, a management consultant, an academic, a member of government – you name it – that I would select over Greg to handle your savings and mine. Greg understands, for example, far more about both the upside potential and the dangers of our P/C insurance business than do a great many long-time P/C executives. My hope is that his health remains good for several decades. With a little luck, Berkshire should require only five or six CEOs over the next century. It should particularly avoid those whose goal is to retire at 65, to become look-at-me rich or to initiate a dynasty. One unpleasant reality: Occasionally, a wonderful and loyal CEO of the parent or a subsidiary will succumb to dementia, Alzheimer's or another debilitating and long-term disease. Charlie and I encountered this problem several times and failed to act. This failure can be a huge mistake. The Board must be alert to this possibility at the CEO level and the CEO must be alert to the possibility at subsidiaries. This is easier said than done; I could cite a few examples from the past at major companies. Directors should be alert and speak up is all that I can advise. During my lifetime, reformers sought to embarrass CEOs by requiring the disclosure of the compensation of the boss compared to what was being paid to the average employee. Proxy statements promptly ballooned to 100-plus pages compared to 20 or less earlier. But the good intentions didn't work; instead they backfired. Based on the majority of my observations – the CEO of company "A" looked at his competitor at company "B" and subtly conveyed to his board that he should be worth more. Of course, he also boosted the pay of directors and was careful who he placed on the compensation committee. The new rules produced envy, not moderation. The ratcheting took on a life of its own. What often bothers very wealthy CEOs – they are human, after all – is that other CEOs are getting even richer. Envy and greed walk hand in hand. And what consultant ever recommended a serious cut in CEO compensation or board payments?In aggregate, Berkshire's businesses have moderately better-than-average prospects, led by a few non-correlated and sizable gems. However, a decade or two from now, there will be many companies that have done better than Berkshire; our size takes its toll. Berkshire has less chance of a devastating disaster than any business I know. And, Berkshire has a more shareholder-conscious management and board than almost any company with which I am familiar (and I've seen a lot). Finally, Berkshire will always be managed in a manner that will make its existence an asse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eschew activities that would lead it to become a supplicant. Over time, our managers should grow quite wealthy – they hav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 but do not have the desire for dynastic or look-at-me wealth. Our stock price will move capriciously, occasionally falling 50% or so as has happened three times in 60 years under present management. Don't despair; America will come back and so will Berkshire shares. A Few Final Thoughts One perhaps self-serving observation. I'm happy to say I feel better about the second half of my life than the first. My advice: Don't beat yourself up over past mistakes – learn at least a little from them and move on. It is never too late to improve. Get the right heroes and copy them. You can start with Tom Murphy; he was the best. Remember Alfred Nobel, later of Nobel Prize fame, who – reportedly – read his own obituary that was mistakenly printed when his brother died and a newspaper got mixed up. He was horrified at what he read and realized he should change his behavior. Don't count on a newsroom mix-up: Decide what you would like your obituary to say and live the life to deserve it. Greatness does not come about through accumulating great amounts of money, great amounts of publicity or great power in government. When you help someone in any of thousands of ways, you help the world. Kindness is costless but also priceless. Whether you are religious or not, it's hard to beat The Golden Rule as a guide to behavior. I write this as one who has been thoughtless countless times and made many mistakes but also became very lucky in learning from some wonderful friends how to behave better (still a long way from perfect, however). Keep in mind that the cleaning lady is as much a human being as the Chairman.I wish all who read this a very happy Thanksgiving. Yes, even the jerks; it's never too late to change. Remember to thank America for maximizing your opportunities. But it is – inevitably – capricious and sometimes venal in distributing its rewards. Choose your heroes very carefully and then emulate them. You will never be perfect, but you can always be better. About Berkshire Berkshire Hathaway and its subsidiaries engage in diverse business activities including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utilities and energy, freight rail transportation, manufacturing, services and retailing. Common stock of the company is listed on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trading symbols BRK.A and BRK.B. – End – Contact Marc D. Hamburg 402-346-1400
进入新年，AI迭代的更快了，新的世界观在形成。在行业里有深刻影响力的两个人提出了各自的观点，都非常惊人。先是在1月7日，AI之父杰弗里·辛顿做了“AI与我们的未来”主题演讲。24年的时候，辛顿还在其演讲中分享“但是，由于我在之前两年所从事的工作，我突然开始相信我们现在拥有的数字模型已经非常接近于大脑的水平，并且将变得比大脑更好。”时间只过去一年多，辛顿就嗅到了AI发展所带来的危机。AI会利用人类弱点进行勒索，避免被关机。甚至于，可能发展出自己的语言，人类在无法解读。另一个是马斯克的惊世言论，他认为2026年就能实现AGI，3年内机器人就能超越外科医生及退休储蓄无意义的论调（这有点像阮一峰在他的文集《未来世界的幸存者》里面的设想，无用的人类）。总之未来3~7年是大变局。这些信息，总让我慌张。但是苟住，别慌。有没有穿越周期的人，有没有分享过这些经验的人？还真有——查理·芒格。这位1924年出生，经历过数次世界大变局和经济危机的人物。就一句“复杂人生，大道至简”。做人生的减法，不要折腾。凡是负能量的人，蠢人，坏人能不接触就不接触。凡有傲慢、嫉妒、愤怒、懒惰、贪婪、暴食、色欲坚决不能有。只做维护我的健康，增长我的见识，享受使我快乐的事。人每天能处理的信息就那么几KB，好好用这天赋。好好看书，内化，持续投资,别想太多！！
上周末，跟朋友吃烧烤，正在面对涮肉烤串大开大合的时候，有个声音传来——钢化蛋，钢化蛋。朋友喜欢这个，要了一袋。我一抬头，哎，卖钢化蛋的这人咋这么面熟。等人走了，才想起来，这不是我小学老师么，应该还没到退休年龄，咋干这一行了。晚上刷统计局数据，突然想起这个事。一通挖掘，似乎看到了点啥。一切还是人口。从数据看，2023小学、2026初中、2032高校的学生人数达峰。达峰后，进入下行周期，就会空置很多校舍及教师。国家在这方面早有规划，19年就出台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文件。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2/23/content_5367987.htm 到2035年，教师会冗余200多百万。看《25年1-11月份全市月度经济运行检测》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教育支出，404119万元。0-14岁人口是403247（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市常住人口1970265人，其中：濉溪县人口为932402人，占47.32%；相山区人口为548934人，占27.86%；杜集区人口为239692人，占12.17%；烈山区人口为249237人，占12.65%。净流出人口，我记得上次统计，人口还有二百多万常住人口呢。当人口无法支撑，教育的公共预算就没有了来源，那么降薪和人员调整就不可避免。比如没有那么多幼儿，幼儿园就要关闭。没有那么多小学生，小学校就要合并或关停。中学如是，直到高中达峰后。幸好亲戚还有几年都进入退休行列，侄女在高校，但我还是建议侄女继续深造，研不够，博来凑。在说教师失业，见到小学老师卖钢化蛋，我就在想个问题。是不是老师的社会认知成度或阅历不足？在社会的厮杀中，不一定能竞争过他人。在一个舒适度很高的环境中，无忧无虑的生活了很多年，并不一定能知道社会竞争的力度已经大到什么程度。自国企砸了铁饭碗，教师可能是下一个很快砸饭碗的，不过不用愁，第四次工业革命进度条在跑跑，编制也非铁饭碗。为什么？因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经达到10.3万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9.7万亿，地方早都没钱了。